改革开放之前，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关注不足，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一度是历史的研究禁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时候，第一次统计幸存者的人数有接近1800人。到了九十年代就只有1200余人在世。

　　2016年9月30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共同启动了：“最后的证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采集”项目。本次口述史项目的筹备阶段，已仅剩１１４位幸存者在世。而当这个项目正式启动时，又有2名幸存者去世了。到2017年12月13日第四个国家公祭日到来的时候，仅有97位幸存者在世。

　　在世的不足百位幸存者中，平均年龄已经接近90岁，其中身体较为健康，能够清楚的表述自己的记忆的老人，已经不足一半。整个口述历史项目，针对51位幸存者进行口述历史采集，形成了124万字的口述实录，整理成为46万字的个人自述稿，经过编辑分别出版文献本《最后的证言：49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社科文献出版社）、阅读本《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个体生活史》（江苏文艺出版社）两本专著。

　　我们过去理解南京大屠杀，可能认为就是从１２月１３号开始的１４天时间，是一个个的生命被终结了，是一种即刻的终止性的犯罪。但实际上，这种犯罪是持续性的，它毁掉的不仅是生命，还有许许多多的家庭、许多仍然活着的人的一生。

　　与采集证言不同，口述历史的制作从来不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工作。针对每位采访对象，口述史协会的同学们都会用３～４天的接触和交流，确定稿件基本内容。武黎嵩说，“我们大体上帮他归一下有几个时间段、有几个分界点，然后把他说的话一点一点地、一句一句地黏到这个稿子里来，如果有重复的就删掉。这样就保证我们所有的文本，都是老人亲口水旜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写的。但是顺序结构我们帮他调了一下。一次稿是问答体的，到了二次稿，基本上就是一个自传体的稿子了。”口述史素材整理完毕后，他们还会将自传体的稿件带去跟老人现场确认，看与他们的记忆是否有出入。

　　这部分的基础工作完成后，纪念馆的张建军馆长、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王卫星所长、历史学院的张生院长三位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口述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稿件进行第一次审核，纠正由于老人记忆模糊产生的历史错误；此后，又由纪念馆的研究处将稿件与每位幸存者曾经做的证言进行仔细比对，确保文本的准确与真实。这样，最后，节选本和全本的两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实录才会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

　　“基本上没有出现重大的史实错误，说明老人们还是很诚恳、很认真地在面对历史问题的。”回忆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的制作过程，武黎嵩对很多老人印象深刻，“有些老人每回忆一次当时的经历，情绪都非常激动。如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进行幸存者口述史的采集，或者在六七十年代进行这项工作，将会有更多、更详实的口述史材料。”

　　采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的工作与其他口述史项目不同，它的沉重让武黎嵩与工作组的同学们都受到了影响。“做完这个项目，我特别能理解因为研究南京大屠杀史而患上抑郁症最终自杀的女学者张纯如。”

　　在那场规则与理性都不适用的灾难当中，人性的彷徨处处可见。陈德寿老人的姑母在与日本军人周旋时被一刀刺中，临死前对母亲说想喝一碗糖水，等老太太颤颤巍巍地端来糖水，姑母却已咽气了；余昌祥老人在阴沟里避难时，亲眼目睹一对父母为了不让避难所被发现，亲手捂死儿女的场景；常志强的母亲被闯入的日军一刀捅死，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敞开怀抱，将最后一口奶哺给怀中的婴孩；艾义英老人原本生活在殷实的小康之家，父亲甚至送她进入学校念书，而她快乐的童年因为战争的到来戛然而止，还令她失去了疼爱自己的亲人……说也说不尽的苦痛记忆，让武黎嵩忍不住想起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写过的一句话——“傥所谓天道是也非也？”

　　然而正是由于个体生命历程的真实与细腻，它往往能带给我们比宏观叙事的历史事实更震撼的感受。武黎嵩让学会的同学们联系南京的各大高校，去给高校同学们播放纪录片，讲述这段历史；将口述史稿件朗读成音频，上传到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