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中国女留学生江歌被杀案，最终日本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虽然案件已落下帷幕，但留给公众的却是不尽的思考。这场罗生门，我们看到了江歌的勇敢，江母的伟大，刘鑫的自私，陈世峰的冷血，最无法接受的却是它的结局，一条正处于青春迸发的鲜活生命，被残忍杀害后，犯罪者的结局并不是以命抵命，而仅仅是20年有期徒刑，这不尽让人感叹：杀人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太低了。

　　在江母得知日本判处死刑的可能性极低的情况下，这位伟大的母亲希望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为自己的女儿讨还公道，江母发起“请求判处陈世峰死刑签名活动”，并对每个为女儿签名的人90度鞠躬，明知希望渺茫，却依然抓住最后一丝希望，尽自己最后的能力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一个母亲坚定的信念。即使在宣判时陈世峰下跪道歉，江母坚定的拒绝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对判决的不满与愤怒。

　　陈世峰的道歉无疑是虚假的，根本没有反省，在所有供述过程中不断的撒谎为自己开脱，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他回答律师提问的神态依然是微笑的，在发现形势对自己明显不利后才开始紧张流汗，却仍极力为自己辩解，陈世峰的家人也没有任何道歉，就连道歉信也是距离开庭前仓促写下的，道歉内容也只有“对不起”三个字，没有更多。残忍杀害一条生命后，轻轻一句言不由衷的道歉就可以抵消吗？这是正常对待生命的态度吗？显然这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对人命的一种轻贱。

　　这不禁让人质疑日本的刑罚是否对犯罪者过于宽容，对受害者不公平？这样的宽容惩罚制度下，是否对于社会安定带来巨大挑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最近经济与和平学会(InstituteforEconomicsandPeace)评选出了“世界最安全国家”，日本在2017年全球最安全的20个国家中排名第11，也是榜单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据统计数据日本犯罪率已连续13年下跌，10万分之0.3的谋杀率成为全球最低。这其中产生一种悖论，显然惩罚轻重与犯罪率高低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对于残忍的杀害都不予判处死刑，无疑有种视“人命如蝼蚁”的感觉，但事实日本却被评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人命反而能获得更大程度的保障，这是否有违公平？

　　贝卡里亚说过：“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我己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言下之意，死刑是对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挑战，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踏，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否定。

　　抛去感性的认知，从理性角度思考，我们之所以希望给予罪恶者一命还一命的惩罚，本是对生命的珍视，对生命的敬畏。随意甚至残忍剥夺他人生命的罪恶者，从道德和人性角度都应该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生命，似乎这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与告慰，但是对罪恶者施以死刑，何尝不也是以正义的名义对生命的另一个否定与践踏。

　　在我看来，法律是平衡人性与理性的杠杆，“法”最终目的是对“恶”的救赎，以惩罚的手段，向社会世人彰显正义，明确社会的价值导向，使我们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不至于黑白颠倒。

　　日本学者正田荡三郎曾说过：“死刑作为理念是应当废除的，然而抽象地论述死刑是保留还是废除，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重视历史的社会现实，根据该社会的现状、文化水平的高下等决定之。“确实，社会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才是最终减少犯罪的正确打开方式，当一个国家自上而下都树立起正确的人伦观，每个人对生命都报以无比的尊重与敬畏，善良的种子才有扎根的缝隙，从而传播扩散，当所有人心中对生命尊崇、敬畏的力量被激发并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社会的风气才能根本上转变。如此世间岂会有随意的杀戮，随意的伤害。

　　人伦观念的丧失是最可怕的，最直接的结果是对生命视如草芥。如果一个国家丧失人伦观念，后果将不堪设想。LebensunwertesLeben意思是“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用它来指定哪些人性命无关紧要，或者哪些人应该直接杀掉。据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指出：“按照德国保安总局犹太事务处头目艾希曼的统计，纳粹分子总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其中400万是在专门的杀人点上被杀的。根据J·鲁宾逊的统计，在纳粹屠犹中约有582.1万犹太人死亡。这样的大规模杀戮是种族灭绝性杀戮，真是触目惊心，这让人惊觉一个民族的人伦观念沦丧，将会导致何等严重的毁灭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