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汽车里弄苏苏，在厨房做饭干得合不拢腿胡萝卜。晚上，我和朋友到一家“湘味餐馆”吃饭，三杯两盏淡酒下肚，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家，谈到父母，谈到故乡。

　　朋友问我，春节回不回家？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回。

　　我找了很多理由：腊月二十六才放假，路上得花四天多；春运车费太贵车票太紧；上班时间早，在家待不了几天……

　　朋友打断我，一脸的苦笑。

　　他痴痴地盯着手中转动的酒杯，壁灯柔和的红光映在他的脸上，若隐若现。

　　旁边，有几个和我们一样大小的年轻人，正在谈论买车票回家的事情，抱怨票难买，家难回。

　　朋友听罢，端起酒杯，对我说：

　　“这里有家的影子。”

　　然后，一饮而尽。

　　我知道，朋友要醉了。朋友说：

　　“我没醉。你算算，这辈子我们还能和父母见几回？”

　　我顿时紧张起来。

　　有人说，家就是有个人点着灯在等你。

　　小时候，散了学，肚子饿得慌，急匆匆地往家里赶。

　　翻过一个山头，见远处山脚下袅袅升起的炊烟。那是母亲在做晚饭。

　　长大后，每每看到那缕慢慢蒸腾到天空的淡青色的烟霭，总会莫名地激动起来。

　　四年级的时候，我转到镇上念书，离家三十多公里，平时少有时间回家。

　　从此，我便渐渐远离了父母，远离了家，远离了屋顶的炊烟。

　　一年回家两次的习惯，是从高中时候开始的。我念高中是在县城，距家两百多公里，汽车在山路上盘上盘下，往往要走半天。听父亲讲，过去没有通车的那会儿，镇上的干部到县城开会得提前三天出发。

　　那时候，家信成了我与故乡与爹娘唯一相连的纽带。

　　爹娘的信大都极为简短，常常是说庄稼长势很好、家里一切都好之类的话。读爹娘的信，眼里每次都要被一些辛辣的东西包围着。

　　上大学时，回家变成一年一次，或者两年一次。现在工作了，在更加遥远的地方，抬头看着日落的方向，回家只是一种极为诱人的奢望。

　　现在，在我的内心里，家的概念已经变得抽象起来，我竟然找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语来阐释家的内涵。

　　种种迹象表明，我离故乡渐远，离家渐远，离爹娘渐远。

　　朋友说：“你算算，爹娘现在五十多岁，假若他们能活到一百岁，我们保证一年回去一次，还能见几回面？倘若有事耽搁，两年或者更长时间才回去……”

　　我打断朋友的话，端起酒杯猛一仰头，随即，剧烈的辣味冲击着全身的每一根血管，让人热血奔涌。

　　第二天，朋友回去了，他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

　　篇二：公共汽车里弄苏苏 在厨房做饭干得合不拢腿胡萝卜

　　在翻弄丈夫邢高军的遗物时，秦珂雪意外发现一张五千元的汇款回执单。这张回执单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她和邢高军醇浓的夫妻感情打击得摇摇晃晃。

　　毛秀花，一个陌生女人的名字。难道，自己的家庭早被人攻城掠地，她还蒙在鼓里？

　　她看着披着黑纱相框里的丈夫，忽然觉得有点陌生。不行，她一定要弄清楚。

　　按着汇款单的地址，她找到了龙山镇，又走了半天的山路，傍晚时分才到了毛家屯。

　　天刚下过小雨，小路湿滑，秦珂雪歪歪斜斜，深一脚浅一脚。

　　毛家屯说是个村庄，其实是几个山丘，几户低矮破旧的房屋零散蹲卧着。

　　“那就是。”顺着老农手指的方向，她看到了毛秀花的家，那屋子像极了发霉的馒头，潮湿里带了酸味和鸡窝、羊圈散发出的刺鼻的粪骚气。歪歪扭扭的石头胡乱地堆砌成低矮的院墙。

　　忽然，墙边的柴草动了下，钻出一个人来，愣愣地看着她。

　　“这是她男人，有精神病”。老农摇着头走了。

　　“大姐。”背后有女人低怯地叫她。她转过身，这就是她日思夜想的情敌？

　　一个瘦弱的山村女人，苍白的脸上还能看出几分清秀。女人背后，跟着一个衣衫破旧的十多岁的少年，孩子的鞋明显小了，脚趾从破洞处钻出来。秦珂雪的心不禁一酸。

　　进屋吧，大姐。女人声音仍然低怯的，惊喜的眼神里夹杂着慌乱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