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想知道他写这样的情诗算不算犯戒律的呢？
在汉地流传很广被到处转发的所谓六世达赖的诗歌，可能是翻译史上的一个大笑话。包括这两句话。我就汉地流传的仓央嘉措的诗，问过藏族僧人，他们说他的诗都是佛教上的内容，和男女感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并且，我看到一个现代的译者龙冬和记者的对话更证明了这点，以下是对话的节选： 孙：在具体到你的译诗中，我们注意到几个关键词汇，你都是把它当宗教意义理解的。说说你的理由。 龙：我举具体的诗说明。第一首，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从那东边的山顶，升起了洁白月亮。玛吉阿妈的面影，浮现萦绕在心上。”玛吉阿妈，在以往的译本中有译成“娇娘”和“未生嫁娘”的，也有译成“情人”、“姑娘”的。在我对照原文后，发现都不准确，原文没这些词。倒是在佛教典籍中可以找到它：未生怨，即阿闍世王。这个发现对我来说非常关键。再想下去就可以理解了：月亮是白色的，而西藏唐卡中的观音像，脸也是白色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首修行观想诗，可惜我没有直接译成观想，准确应该是：“观想浮现在心上。”仓央嘉措大量诗歌，都带有这种信仰与修行味道。孙：我们接触仓央嘉措，主要是借助前人的翻译。我很想知道，如果如你所说，为什么于道泉这些翻译前辈，当年会如此认定这是情歌呢？ 龙：于先生刚接触藏文就译了这个，这时的于先生，还没有正式学藏文，只是接触。他真正学习是后来到英国的东方大学学的。我所了解的大概就是这些。 孙：那曾缄先生呢？他所译的“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似乎已经被好多仓央嘉措书当书名用了。 龙：曾先生旧体诗相当好。他的仓央嘉措诗翻译，现在看，不叫译，而是他从原诗化出的自我创作。
五世达赖的弟子中，有一个叫噶尔丹的，一个叫桑结嘉措的，噶尔丹后来做了准噶尔汗国的大汗，桑结嘉措做了五世达赖喇嘛的摄证，执掌西藏。
噶尔丹和桑结嘉措联合起来讨伐了西藏的和硕特蒙古人，桑结嘉措封噶尔丹为瓦剌人的汗，噶尔丹帮桑结嘉措成了土伯特国王。
五世达赖死后桑结嘉措隐瞒死讯十五年，秘密找了一个孩子作为转世灵童，就是仓央嘉措。桑结嘉措对他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学习了《根本咒》、《秘诀》、《菩萨随许法》、《生满诫》等，而且他还拜了五世班禅为师，生活非常严肃，受到严格的控制，黄教主张艰苦修行，有很多清规戒律。
噶尔丹被康熙皇帝逼死以后，和硕特汗找清朝告状，说桑结嘉措隐瞒达赖喇嘛死讯，桑结嘉措被迫把仓央嘉措这个培养了十年的孩子扶上六世达赖的宝座。
和硕特汗气不过桑结嘉措和噶尔丹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就出兵把桑结嘉措杀了，然后说桑结嘉措立的仓央嘉措是假的达赖喇嘛，把他抓起来了。
桑结嘉措虽然是野心家，但也是佛学泰斗，很受西藏僧侣支持，于是很多喇嘛出动夺回仓央嘉措，伤亡惨重。
这个时候康熙的钦差在西藏调停，和硕特汗说无论如何仓央嘉措都不能再当喇嘛，他亲近女色、酗酒、无恶不作，钦差说你们不能再打了，我带仓央嘉措去北京，由天子决断。
但康熙的意思是，和硕特此时在西藏有实权，又是清朝的盟友，一起对付噶尔丹的时候关系很好，干脆遂了他的愿望，把桑结嘉措一當和六世达赖都给拿下，何必替仓央嘉措这个桑结嘉措的余孽出头呢。
于是派使者去骂这个钦差，钦差走到青海地方，遇到了康熙的使者，钦差一听就明白了，于是仓央嘉措在青海就圆寂了。和硕特汗找了个孩子立为六世达赖，康熙册封了他。
于是在后世的故事中，仓央嘉措成了饮乐无耻、酗酒好色的人物，和硕特汗1717年被准噶尔人杀了，喇嘛们废掉了他立的六世达赖，重新认定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
仓央嘉措的名声又好了起来，传到现代，又成了浪漫主义形象的寄托，事实如何，蒙藏的历史记载不多，也没办法还原。但他的诗歌并没有那么多情歌元素，是翻译强行搞出来的。
仓央嘉措的诗歌流传为‘古鲁’，古鲁是劝人学法的严肃诗歌，其他情歌、生活诗歌被称为‘杂鲁’。
所以仓央嘉措的诗歌并不是情诗，和硕特汗说他饮荡，后世理解为浪漫。他劝众人学佛，革.命的年代大家理解为对博爱、人性之美的表达。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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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大概是：
随心所欲，今生去修行佛法，清静之地，离开儿女私情。
于道泉翻译为：
若要随彼女的心愿，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曾缄，1929年去西康搜集当地情歌，找到了于道泉翻译成汉文的仓央嘉措诗歌，觉得这就是情歌了，又觉得于道泉翻译的不好，可他不懂藏文，于是就把于道泉翻译的意思，再创作，成了：
曾虑多情损樊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至于其他诗歌，比如“那一日，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然听见，你诵经中的真言；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是1997年一首流行歌曲《信徒》的歌词 ，朱哲琴所作。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是广东女诗人谈笑靖2007年写的诗。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第三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第五最好不相爱，如此便可不相弃。第六最好不相对，如此便可不相会。 第七最好不相误，如此便可不相负。第八最好不相许，如此便可不相续。 第九最好不相依，如此便可不相偎。 第十最好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聚。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
这首，是刘希武，他到西康去做教育厅的秘书，无聊之下访问当地一个学者，藏族开化这么久了，文艺一定很发达吧，学者给他一本英译的仓央嘉措诗歌，只有前两句，刘希武不懂藏文，根据英文扩写为这么长一大段。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
这首诗“玛吉阿米”，ma-skyes-a-ma,北平大学蒙藏文教授于道泉认为这个ma-skyes是未生的意思，a-ma是妈妈的意思，那么他翻译为未嫁的姑娘，于是这首诗成了情诗。
但有些学者认为，这首诗，玛吉阿米指的是“不是亲生的母亲”，意思指的是桑结嘉措，把他从一个叫做ling的山谷中带到宫中来，让他从穷苦人变成了六世达赖，因此他非常感恩，在诗中表示思念。
说仓央嘉措写情诗，完全是以讹传讹。
这位六世达赖，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划重点：是诗歌，而不是情诗。
后世认为仓央嘉措的情诗，要么是翻译加工的功劳，要么是把他人写的情诗挂在了仓央嘉措的头上。住在布达拉宫中我是雪域最大的王在拉萨的大街上流浪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
这是世所熟知的一首诗，可以说这首诗树立了仓央嘉措多情浪漫的人设。
然鹅，原诗确是这样的：住在布达拉宫时是持明仓央嘉措住在“雪”时是浪子宕桑汪波
他只说自己是浪子。浪子和情郎，不应该完全划等号吧。
仓央嘉措也确实写过一首情诗，原诗原汁原味直译如下：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
这个？写的好像一般般吧。
不过如果这样翻译呢？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如雷贯耳吧。
这是翻译家曾缄先生翻译加工的。如果不是他的翻译，世人又有多少能记得仓央嘉措的这首诗呢？
仓央嘉措还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曾经作为电影《非诚勿扰2》的片尾曲。那就是《最好不相见》。
事实上，根据某些藏学家的研究，原诗是这样的：第一最好不发现，免得不由迷上它。第二最好不谙习，免得以后受煎熬。
完全没有男欢女爱的味道啊。
当然没有啊，因为这不是一首情诗，而是指对于佛法的研习。显然更符合作为宗教领袖的仓央嘉措的日常生活写照。
不过，在翻译家妙笔生花的翻译下，变成这样了：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识，如此便可不相思。
你服不服？服不服？不服？服！
请将掌声献给翻译家于道泉先生！
当然，曾缄先生也不甘示弱，他以七言诗见长，改写如下：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辛苦作相思。
至于那超级有名的《见或不见》，大家想多了，那根本就不是仓央嘉措写的。只是后世把美好的情感投射到这位传奇上师身上罢了。
世间传说仓央嘉措是吟唱的情郎，
可他也是雪域之王宗教之光，
都亏了那些辛苦的翻译家，
是他们跨越语言、宗教和民族，
让这些诗歌散发出美酒的芬芳。
11/3更：我是被哪位大V翻牌子了吗？
这两天一下涌进不少赞，受宠若惊的感觉有木有！
现在忙，等得空再更新一下。
11/8更--------------------------------------------------
点赞过2500了。没想到当时的随意一答，能够收获这么多的肯定。也正是因为当时的随意，现在回头来看，回答中有太多不太完善的地方了。
算了，之前的回答不改了。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毕竟那是我对仓央嘉措诗歌最真实的看法。
第一次接触仓央嘉措，是当年看《倩女幽魂》，里面的一句台词：“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像一支响箭射中了我的心。（插句题外话，刚刚搜索张国荣、王祖贤版的《倩女幽魂》，某度说是2011年才在大陆上映。可我怎么印象中在最晚90年代中期就看过这个片子呢？好奇怪！又一个曼德拉效应么？）
后来那首著名的《见与不见》风靡网络，人人皆传为仓央嘉措所创。我还自作聪明地在聊天室中，将最后的一句“默然相爱，寂静欢喜”改成“墨染香奈，寂静浣洗”，为此还自鸣得意。哎，格局真是小了！
看仓央嘉措的诗多了，心头于是自然而然地升起一个疑问：
这么优美的情诗，仓央嘉措是用汉语写的么？
这是我关于仓央嘉措的第一个问题。答案是“不”。得到这个答案似乎并不难，给我造成困扰的是我当时被语言学界所谓的“汉藏语系”划分给骗了。既然汉藏同源，于是我想当然地认为，藏语也和汉语一样，是单音节语言，并且其遣词造句、句型词序也和汉语基本一样。
关于语言同源的问题，在此我再赘述一下：
诚如一些朋友在评论中所言，汉语和藏语的差别甚至大过汉语和英语的差别。我个人认为用语言的同源并不适用于现代语言的划分。正如人类的划分，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起源于非洲，所以就认为人类都是亲戚一样，实际上人与人的划分更多地还是来自肤色和相貌。
相比藏语，日语、韩语和越南语，有着更多相似的词汇和发音，甚至在韩语、越南语更改其文字载体之前，汉字是这些国家通用的文字。
用汉字圈来替代藏汉语系、阿尔泰语系等等划分，似乎更适合语言文字历史变化的实际状况。
当然，以上是一点浅见，一家之言，抛砖引玉，期待有朋友打脸。
关于仓央嘉措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试图回答的题主提出的问题：
仓央嘉措写的是情诗吗？
我翻遍了大量有关仓央嘉措的文章，答案依然是“不”。
我记得小时候被父母强逼着写日记和作文，而且他们似乎非常喜欢从我的日记和作文中来观察我的思想动态。比如我曾经描写我奶奶，说她“有一双三角眼”。实话说，这是一个还很童稚的小学生眼里对于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真实感受。然而我说的实话，遭到了父母喋喋不休地批判。
于是我学乖了。我后来的日记，大多以“嘿，今天天气真不错”开头，以“我又过了快乐的一天”结尾。内容呢？似乎啥都说了，又似乎啥都没说。大家不要扩充联想~~
可不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学生的虚伪？或者褒义一点地说，是小学生的自我保护？
所以我们再来看仓央嘉措。对于一个有着崇高地位的宗教领袖，也作为在当时动荡的局势中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的人来说，自保是最正常不过的、类似于条件反射的本能反应了。
我们如果把当时的清廷、证敌、信徒看作是仓央嘉措的“父母”“眼睛”，那么理性地想一想，仓央嘉措的小作文，会涉及到那些颠倒众生的男欢女爱吗？
说实话，我看不出仓央嘉措写情诗的动机。
爱情让人感性，感性带来软弱和盲目。对于一个zz人物来说，这是要命的缺点，会加速让自己毁灭，被那些强敌无情地吞噬。
不过，世人总是相信爱情的力量。那些宗教上带给人的希望和抚慰，作用类似于爱情带给人的效果。于是人们想象：
暮色四合的时候，布达拉宫某个隐秘的宫门打开了，一个身着氆氇制成的藏袍的年轻人，趁着夜色偷偷溜出门，来到了“雪”（意即布达拉宫下的民居）中的某个小酒馆。在那里，这位自称宕桑汪波的年轻人，遇见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叫玛吉阿玛。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的月亮， 玛吉阿玛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
（未完待续）
—————2023/4/9
又是哪位大V翻牌了吗？这两天又涌进好多个赞。当然，点赞越多，压力也越大。好吧，我会接着更的，很快！
—————4/13
我又回来了。上文末尾我提到了一首诗，也是藏族人喜欢吟唱的一首歌曲，《在那东山顶上》。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一首情诗（情歌）吗？玛吉阿玛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吗？或者说，情诗的“情”一定是男女之爱吗？
人类对异性、宗教、学问甚至玩物，其实都有非常类似的情感：依恋、崇拜、探究、亲近等等。鉴于男女之间的爱情又是普罗大众最容易理解的情感，所以在很多针对宗教、学问等情感上，文学家往往会借用男女之情，来表达对所研究之领域的热爱。
比较有名的比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关于学问的追求。他写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原词是形容妻子对远行丈夫的相思离别之苦，而王国维用于此，则说明在学海泛舟苦学无果的情况下，不妨”独上高楼“，回首来处，展望去处，兴许就能找到学问的方向。此为第一重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当年看这首词，莫名地心中涌起一首歌词：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思念一个人能成疾，思念一个人能瘦成发辫，思念一个人能衣带渐宽人憔悴。此思念之蚀骨噬心，唯有当局者方能体会。所以用这样强烈的情感来表达对学问的痴迷追求，为第二重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人生有如河流，彼此相爱的两人，在生活的湾流中迷失对方，苦苦寻觅，却在不经意的回首，却发现她茕茕孑立，白衣胜雪，青丝如墨，顾盼生辉。对应于学问，则是在苦苦探索之际，没有头绪，前路渺茫，废寝忘食，茶饭不香。却突然间灵光一闪，原来答案早已在身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此狂喜之情，为第三重境界。
王国维用三首情诗，巧妙地表达了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逐一达到的不同境界，非常形象，一读就懂；哪怕是个粗人，也能体会到文化人做学问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感觉。
好像跑题了。收敛一下：以上表达的就是，人类其实对于学问、宗教等等，都有着类似男女之情的情感。
抱持这样的思路，回到仓央嘉措的《在那东山顶上》这首诗，我们还能说这是一首情诗吗？还能说玛吉阿玛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吗？
先看看于道泉老人家的翻译吧。先声明一下，我并不是说于道泉版翻译得不好，而是觉得于道泉作为蒙藏语言学家，他对原诗原汁原味的保留是最多的，其他人包括曾缄的翻译，实际上都是基于他的版本上进行的二次加工。于版这样翻：从东边的山尖上，白亮的月儿出来了。“未生娘”的脸儿，在心中已渐渐地显现。
其实整首诗的焦点集中在“玛吉阿玛”这个词的解读上，常见的解读有三种：
第一种是这是浪子宕桑汪波在“雪”间放浪形骸时认识的酒吧姑娘。显然，很多人都愿意做此解读，这样才符合仓央嘉措在心目中作为情歌王子的形象。好，那么我们就代入一下：
从东边的山尖上，
白亮的月儿出来了。
那位姑娘的脸儿，
在心中已渐渐地显现。
我怎么读都觉得缺点意思。月亮清冷、阴郁，和情人之间炙热的爱恋似乎有些违和。把情人的脸比作花不是更好吗？我看过不少用格桑花来描绘姑娘的诗歌，热烈而不失庄重，清丽却也不失妖娆。
东边的篱笆下，
格桑花正热烈地盛放。
那位姑娘的脸儿，
逐渐浮现在我的心上。
如果原诗这么写，那位叫“玛吉阿玛”的姑娘一定脸如春花般盛开。
第二种是指对仓央嘉措有再造之恩的总管桑杰嘉措。玛吉阿玛的藏文含义是“未生娘”的意思，直白地说，就是“未生育自己的母亲”。仓央嘉措很小的时候被秘密指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父亲去世很早，仓央嘉措与母亲相依为命。但在9岁时被桑杰嘉措送往巴桑寺学经，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15岁时坐床成为六世达赖。可以说，桑杰嘉措在仓央嘉措的人生中，扮演了亦师亦父亦母的角色，不是母亲胜似母亲。怪不得有人会说《在那东山顶上》是献给桑杰嘉措的。好，再代入一下：
从东边的山尖上，
白亮的月儿出来了。
桑杰嘉措的脸儿，
在心中已渐渐地显现。
不知各位读后有啥观感，反正我是后背有点发凉。
其实第一种和第二种有个共同的问题是，作为仓央嘉措这样的西藏道歌大师，各位不觉得如果玛吉阿玛指代具体的人的话，是不是有点太直白？和“XXX我爱你”区别不大？
第三种解释，即简单的诗歌里隐含着宗教上的丰富含义。太阳和月亮在藏传佛教有着非常明白的宗教含义，太阳往往象征着“勇猛”、“阳性”这一类意义，而月亮则可理解为“智慧”、“慈悲”等等意义。在唐卡中，月亮常常画在左边，太阳居于右侧，因此左边对应“智慧”“慈悲”，而右边对应“勇猛”“攻击性”等含义。月轮也经常画在一些菩萨、观音头上，象征着慈悲、菩提心 。考虑到藏传佛教中观音菩萨的经典形象是左手持莲，所以如果玛吉阿玛对应观音菩萨，从仓央嘉措的宗教地位上来考虑，是完全可能的。观音菩萨虽然在藏传佛教中是男身，但观音普渡众生，其慈航普渡的慈悲心肠，又和母亲何其相似！
从东边的山尖上，
白亮的月儿出来了。
观音菩萨的脸儿，
在心中已渐渐地显现。
这样改写怎么样？
说了这么多，有同学会急着问了：师兄师兄，你到底支持哪种解释？我嘛，就借用专家关于咱们郭嘉的新冠溯源结论的说法：
认为玛吉阿玛是桑杰嘉措的可能性是“可能到比较可能”；
认为玛吉阿玛是观音菩萨，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
认为玛吉阿玛是位美丽姑娘，是“极不可能”的。
———7/11———
5000赞了！我也有压力要更新了
因为翻译们太牛了，不是在翻译，而是在搞二次创作，借译抒情，水平之高，远超原作。
这种情况我称之为“鲁拜集现象”，是权力中心对边缘文本的一种重构。
19世纪下半叶，一部名为《鲁拜集》的诗集风靡英语文坛，一时洛阳纸贵。
分别身处维多利亚时代和“镀金时代”的英国和美国文青们趋之若鹜，他们组建了许多以诗集作者欧玛尔·海亚姆为名的诗歌俱乐部，后人称之为“世纪末的《鲁拜集》狂热”。
如前所述，人们公认中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是这些诗歌的作者，但是《鲁拜集》的流行其实完全归因于其“译者”——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
在菲茨杰拉德推出英语版《鲁拜集》之前，欧玛尔·海亚姆在欧美基本没有名气，波斯人也认为他是一位天文学家、数学家，并不以文学创作闻名。《鲁拜集》的诞生改变了历史轨迹。
1857年，菲茨杰拉德从英属印度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份据称记载欧玛尔·海亚姆作品的手稿，由他翻译出版成了《鲁拜集》。新书大获成功，成了菲茨杰拉德一生当中唯一一部知名作品。
但是，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虽然名为翻译，实际上就是重新创作。他对许多诗做了阐释和生发，还添加了原文没有的词句，甚至会把两首诗合成一首。最终创作出来的作品，堪称一部署着波斯人名字的英语诗集。
正因如此，后来《鲁拜集》被翻译成几十个不同语种，流传在世界各地的上百个版本几乎都是以菲茨杰拉德的英语版为基础产生的。也有少数直接翻译自波斯语的版本，但基本仅作为补充和参考。美国画家绘制的欧玛尔·海亚姆肖像。托菲茨杰拉德的福，海亚姆已经是英语文学传统的重要诗人之一，马丁.路德.金，克林顿等名人都在演讲中引用过他的诗句。
既然用《鲁拜集》命名一种“现象”，就说明它肯定不是孤例。另一部出自中东的文学作品也经历了相似的事情，这部作品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千零一夜》。
18世纪初，法国学者安托万.加朗首次推出了《一千零一夜》的印刷版，他的创作蓝本是从叙利亚收集的故事文稿，但他做的共工作并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在原文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意思修改，特别是把涉及情色的部分做了删节。此外，他还把《阿拉丁与神灯》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等听来的故事放进了书里，原来的文稿里压根没有这些故事。
在加朗之后，又有很多学者在加朗版《一千零一夜》的基础上进行改写、翻译，也有一些学者基于自己找来的资料推出新的版本。不同学者的材料筛选标准不同、阿拉伯语水平不同、翻译风格不同、对于情色描写的把控尺度也不同，例如英国人伯顿爵士就尤其喜欢渲染异国情调，深描艳情场面，顺便塞一些自己写的诗进去。《一千零一夜》就这样有了无数版本。
也就是说，加朗等学者是《一千零一夜》必不可少的创作者。在他们翻译、出版《一千零一夜》之前，这些故事只是一些在阿拉伯民间流传着的、沉睡在文稿里的碎片。经过翻译者的再创作，《一千零一夜》得以在全世界流行，但翻译者也把自己的价值和偏好放进了文本里。
例如，菲茨杰拉德相信欧玛尔·海亚姆是个理性的享乐主义者，于是在《鲁拜集》当中，他特别强调美酒、爱情这些意象。批评者认为，菲茨杰拉德把海亚姆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描写的庸俗化了，而且很多诗歌不一定出自海亚姆之手，但菲茨杰拉德并没有顾及这个问题。总之，《鲁拜集》本质上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语诗集，其次才是一部被翻译的中世纪波斯语诗集。
《鲁拜集》和《一千零一夜》在19世纪欧洲名声大噪，与同一时期东方主义的兴起分不开干系。市民阶层对伊斯兰东方充满浪漫想象，艺术家也迎合这种“东方情调”，特别强调东方的迷人和危险。歌德写《东西诗集》，把伊斯兰东方的精神描写得至为神圣纯洁，而雨果在《东方集》当中，又痛贬伊斯兰东方的暴虐和野蛮。“东方”的形象堆积在两个极端顶点上，而极端迷人和极端危险实际导向同一个逻辑结果，那就是呼求“西方”的征服与控制。
“鲁拜集现象”不符合原作者的本意，也不出自翻译者的刻意图谋。《鲁拜集》最终以何种方式流行传世，是由欧洲和波斯之间的权力关系决定的。是名声大噪还是寂寂无闻，被浪漫还是被庸俗，有多少增删的文本和附会的解读，这些既是学问上的问题，又不只是学问上的问题。对《一千零一夜》情色片段的处理方式是关于该书翻译的核心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