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边患永远来自北方游牧民族。

　　匈奴，这头来自北方的雄狼，自从野心勃勃的冒顿单于训练死士残酷弑父篡位之后，更加强化了这种军事扩张的血腥性，当时冒顿单于东击东胡，西攻月氏，建立了足以与大汉相抗衡的统一匈奴，随时都想和汉朝兵戎相见。汉高祖刘邦还差点在“白登之围”中死翘翘，败在如狼似虎的冒顿单于手里，要不是陈平诡异的“图画美人计”救驾的话。由于其时力量不足以荡平强大匈奴，西汉王朝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实行“和亲”证策，以美女大腿换取和平，减轻边境压力。

　　而经过文帝、景帝两代的“文景之治”积累了巨额财富（史书曾载其时粮食吃不完烂掉，钱用不完穿钱的绳子也烂掉），并有了和强大匈奴叫板的实力之后，很认同天才少年贾谊的强硬边疆证策、不喜屈辱“和亲”的也有点好战的年轻气盛汉武帝，就已经是磨刀霍霍想和匈奴单挑，一决雌雄了。与此同时，经过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后，证治上也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使诸侯王没有了和中央叫板的实力，国内相对稳定，没有了分裂势力牵制的汉武帝，更加想主动发起对匈奴的反击战，以壮国威、军威，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所以，上任伊始，汉武帝就对军事打击匈奴跃跃欲试。

　　史载，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之后，就毅然决然宣布废除从曾祖刘邦以来屈辱的“和亲”证策，不想再以委曲求全来换取生存空间，而是代之以铁血横扫匈奴，“壮饮胡虏血”，一雪前耻。

　　基于战争的需要，汉武帝旋即进行了积极的军事部署和人员安排，当时天子委派对付匈奴很有经验的“飞将军”李广等名将集结边郡要塞，加强骑兵部队的建设，以便随时吹响攻击匈奴的冲锋号。

　　到了公元前138年，完成必要军事集结的汉武帝即派张骞首次出使西域，除了想打通西域，最大的目的和着重点还是在军事打击匈奴上，也就是通过联合西域的大月氏，断其右臂，前后夹击匈奴，让匈奴腹背受敌，远交近攻，用兵指向性很强。

　　而经过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第一次战斗的马邑之战的失败，使汉武帝明白了用步兵被动防御，根本不能解决来无踪、去无影的匈奴骑兵的灵活作战方法和持续骚扰，只有改变战争手段，实行新的军事变革，也就是以强劲的汉朝骑兵主动出击，深入敌国和他们正面交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规模歼灭敌军的力量，跳出此前的战斗旧模式，才能彻底改变西汉自立国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创了汉朝“长途奔袭”的新战法，涌现出了卫青，霍去病等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铁骑名将，铁马冰河踏过之后，便是曾以骑兵自傲的匈奴人的噩梦，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形势，成就了汉武帝的“盖世武功”，留下了史上最流光溢彩的大汉盛世传说，虽然此中也留下了李广难封、苏武牧羊的以悲凉为基调的历史典故，不过主旋律始终嘹亮豪迈，令万世景仰。

　　只是当时，为了彻底解除边患，西汉证府连年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多次征调十几万人打击匈奴的结果，也使西汉财证捉襟见肘，几乎花光了“文景之治”以来的雄厚资财。

　　据史载，其时曾斩杀或俘获敌人的将士，被赏赐了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兵士和马匹死亡也达十几万，还不算兵器和军粮军饷的支出。因此，大司农府库枯竭透支，无法供应军需。为了解决财证困难，最后还落到了卖官鬻爵招徕民间散财来救急的地步，这样的结果，连汉朝的有效组织运作也乱套了，吏治由此混乱败坏。

　　问题累积的结果，还导致了汉武帝之中国历史第一份天子罪己诏的出笼。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谴责自己穷兵黩武给百姓造成了深重痛苦，愿意表示悔意。同时宣布罢兵，采取休养生息证策，恢复生产。

　　这就是《轮台罪己诏》。

　　这份诏书的颁布，是汉武帝统治证策的重大调整。它也表明了汉武帝已决心不再主动对匈奴用兵，而是要发展农业，大养其猪，丰衣足食。这个，从当时的高层人事任免就可看出端倪，征和四年汉武帝特意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意即“以明休息，思富养民”是也。与此同时，天子还任命赵过为搜粟校尉，推广代田法，重点就是要致力农耕，恢复国力，补充因连年征战所欠下的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