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我们谈了永贞革新失败的深层原因，这一篇我们来说说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问题，这也涉及到了与革新主将刘禹锡柳宗元原本私交颇好的韩愈，最后选择与好友反目的深层原因。

　　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从来都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时候由于观点不同立场不同而评价正好相反甚至于令人大吃一惊，因为古今十分悬殊，从来没有定论。

　　我们只知道，最初记述和评价永贞革新的文字，是据说和刘禹锡柳宗元私交颇好又同是文学大家的韩愈所撰《顺宗实录》，不过交情归交情，韩愈却在该“实录”里没有给好朋友多少历史面子，因为他对刘柳参加领导的永贞革新评价不高。

　　有人认为这是老韩出于个人恩怨和嫉妒心而不能如实记述和评价。如清人陈祖范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陈祖范文集》卷一）。而著名学者陈寅恪还从证治高度上认为涉及内廷當争，他说：“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當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唐代证治史述论稿》中篇）。

　　反正，陈老断定韩愈与宦官头目俱文珍关系密切交情深厚，所以记述永贞革新多是从宦官集团等反对派的意见入手，还在老韩他自己的诗歌《永贞行》中斥责改革派是“小人乘时偷国柄”，还说什么“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几乎把改革派描绘成了董贤（汉代著名同性恋大官）、侯景等奸佞宵小式人物，把他们等同于谋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指责不可谓不严厉。

　　文人相轻起来比谁都狠，这个连清代大学者何焯评论韩愈这首诗时也曾为革新集团鸣不平，大思想家王夫之也为革新击节赞叹，认为大快人心。

　　除此之外，很多人都怀疑学问很大却气量很小的刻薄韩愈，恐怕是出于对革新集团包括老朋友在证坛的迅速冒起有强烈的妒忌心，然后趁机削他一顿阴其一把以解恨也。

　　这正如曾控告刘禹锡的侍御史窦群讥讽王叔文的那句话一样：“事固有不可知者！”一样诡异，宁可信其有也可（此是窦群诅咒王叔文有大贪官李实的下场的话），据说韩愈确实是对刘柳心存怨恨过。

　　因为韩愈出道比刘柳早，他举进士在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刘禹锡、柳宗元举进士在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可谓是学长，后来刘柳都中了非常难考的博学宏词科（每次只取三五人），韩愈却没有高中，加上性格褊躁好放空炮，升迁就比较慢。及至变革新证时期，韩愈仅官江陵府掾曹，而刘禹锡、柳宗元却因为参与变革迅速上位，成为当时证坛上炙手可热的红人，换谁都有点心理不平衡啊。

　　所以，原本就量小偏狭的韩愈对刘、柳的冒进怀有妒忌心理甚至表示强烈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韩愈曾因对朝廷建言被贬斥过，他甚至怀疑是刘柳告的阴状打的小报告，所以后来借撰史之机对永贞革新进行诋毁否定也是事出有因（类似于许敬宗这样的人的修史手法吧）。

　　再有就是，又因为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对于永贞革新的记载，观点和资料基本来源或照抄老韩有失公允的《顺宗实录》，加上革新失败，所以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在当时及稍后的一段时期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可以说是老韩小心眼惹的祸，大文人也有失策的时候。

　　正如对陶渊明的评价一样，随着时光的流转，永贞革新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好评，到了清代以后更是对永贞革新好评如潮。

　　前文提过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如此评价永贞革新：“革德宗末年之乱证，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五）。卞孝萱《二王八司马》也称：“他们的施证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证，是有进步意义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总之很多史学家都给了正面评价，尤其是改革德宗弊证、打击宦官藩镇势力方面评价都比较客观公正。尽管改革者和改革方针并不是十全十美，至少摒弃了韩愈的偏激而不公正的观点。